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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《从前有座山》    ----安哥的故事

　　文革时，我从西双版纳回北京探亲的时候，经常有农场的女同学来家里串门。我妈妈总爱给她们讲安哥和安弟小时候的故事。她说：“安哥总爱给安弟讲故事。讲完了以后，安弟总问：哥哥，你讲故事怎么那么多‘从前’，还有那么多‘后来’呀？”女同学哈哈笑起来，笑得我满脸通红，暗自责怪母亲多嘴多舌。

　　现在编书，我写的又是关于“从前”和“后来”，但 是这一切都是真的了。拍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下的生活是我的工作，好的新闻或纪实照片必有时代的影子。这我不想多讲，也不会讲。照相也没有什么好多说的，现在几乎人人都会 。只要有 兴趣，基本功又过关就行了。相机背后的人，差别就太大了。您看过打架吗？看过自由搏击比赛吗？真打起来，可不像武打片里演得那样花哩胡哨的。花拳锈腿反而显得不真实 我想讲讲故事谈谈我对生 活对摄影的理解。这可能是更重要的。

·我是过气的靓仔

　　我妈妈说：“安哥小时候可漂亮了。有一次我去托儿所接他回家。一个叫北北的小女孩跑过来，搂着安哥的脖子说：‘彭安哥你真美丽，我真喜欢你。’”安弟结婚以前，女朋友特别多，一个接一个。他经常把我的照片拿给他的女朋友看——“看，这是我哥哥的照片，我哥哥长得特漂亮。”不瞒您说，我小时候确实漂亮。

　　大概是57年左右吧，首都各大干部子弟学校挑出一批健康、漂亮的男孩和女孩集中在北京市委大白楼里 。由那里的叔叔、阿姨挑选出十几个最漂亮的小孩，准备代表全国少年儿童在重大活动中给外国来宾和中央首长献花。我被选上了。越南的胡志明主席来中国时，我们一人发一身漂亮衣服。带队的阿姨还交代：让我和另一个女生给胡主席献花。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：胡主席从图-104飞机上走下来，我从宽大的机翼下跑过去，敬队礼，献花。我还没有来得及再敬一个礼，他把我抱起 来，拿大胡子扎了我一下。我脚一沾地，就没头没脑地从领袖、首长、元帅、将军们的腿下钻出来……

　　可是没过多久，我妈妈被打成右派、我爸爸戴上右倾的帽子，双双下放去海南岛华侨农场劳动。我也被转到北京东城根的一间平民小学读书。大概因为我漂亮吧，每天放学回家路上总有十几个别的班的大学生（他们家境一般都很贫困，所以上学晚 。）跟在我后面唱：“阿哥，阿妹，情意长……”一个女生扭扭捏捏地在我前面不远处沿着墙根走，不时回头笑着看一眼。有一天中午放学，这些大学生们对我推推搡搡，我就还手了。他们立刻把我推上一个煤堆，然后把我扳倒。我被他们踢着滚下煤堆……那天刮着黄风沙。

　　从那以后，我曾很怕见女孩子。上中学，我考上了男校。

　　后来到边疆农场；在广州工作；虽然瘦了一些，但还够风流，用四川知青的话讲：瘦是瘦，有肌肉。虚是虚，有干筋儿嘛。但我从无艳遇。回城以后，我妈为我到处托人找对象。我的一帮哥们儿也都出动了。可是介绍了几十个也谈不成。后来，哥们儿都不耐烦了，他们教我：“你别太老实了，老是干坐着谈。女的喜欢你动手动脚……”，于是，我有了老婆。

　　搞摄影以后，摄影比赛我屡投屡投不中。人家说我的片子不漂亮。我后来才明白：评委和我自己都忘了，我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。我漂亮的时候早过了。我还是自己玩我自己的吧。

　　我曾经是“祖国的花朵”、 “早晨八、九点钟的太阳”、“黑六类”和 “红五类”、“可以改造好 的子女”以及“失落的一代”。到后来，胡子拉茬的被叫作“大龄青年”。人们摸着我那漂亮的女儿的头说：“他们将是最幸福的一代！”我说：“ 未必！一代有一代的难处。”

　　漂不漂亮都罢，反正我们这一代人生命力还挺强，永远在死死地咬住生活。大家给我们加油吧！搏文凭、带孩子、穷打扮、努力上进，还拍照片。玩不起彩色的，咱玩 黑白。拍出我们与命运搏斗，抢回青春、抢回爱情、抢回生的权利、抢回知的权利的那种阳刚之气。别管人家说什么美啦、丑啦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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