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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间丨报人金庸:他活得那么真实,复杂又真实

发布时间:2018-12-17 | 发布者: 东东工作室 | 浏览次数:

人间丨报人金庸:他活得那么真实,复杂又真实


人间丨报人金庸:他活得那么真实,复杂又真实



编者按

在华语世界,我们不可能躲开金庸先生的武侠作品。

在先生驾鹤西游之际,新闻标题里都恭称“武侠泰斗”,却忘了,这位当年“右手写小说,左手办报纸”的大师,心里最重要的东西,并非武侠,而是办报。

纵观先生的一生的诸多角色,“武侠泰斗”虽然是永远的光环,但“报人”才是决定性的——他的武侠小说创作从1955年到1972年,第一次大规模修订完成于1980年,一共25年;而从他1945年进入家乡的《东南日报》、到他1993年4月宣布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职务宣布全面退休时,他的“报人”生涯则长达48年。

金庸先生年轻时以文人姿态进入报界,创下了文人办报不但不倒、而且极度成功的先河,几十年来,《明报》的社论一直对社会具有较大影响,不仅备受当时港英当局关注,甚至也受到内地和台湾的重视。

作为“报人”,金庸先生很多时候是一个知识分子,而不是一个报业业主。曾有研究者评论:“要是没有金庸,香港也会有一份知识分子报纸出来,但品位会不一样,因为《明报》体现了金庸的品位。”?

单从印刷数量上讲,从来没有一个华语作家的作品,能像先生的武侠小说那样广受欢迎;但在先生之前,也从来没有一个人的政论文章使得一家报纸发迹进而成功,成就了一个文化人的商业梦想。先生用自己的笔墨创造了两个奇迹,一个是“金庸”在中国文学史上以武侠小说名垂后世,另一个则是“查良镛”在中国新闻史里以政论闻名于当今。《金庸传》的作者傅国涌说过:“只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,没有读过查良镛的社评,看到的只是一个不完整的金庸。”

尽管先生的武侠小说里有他人生的投影和阅历的融汇,但“报人”才是他真实的人生,在那些动荡不安的时代,他处于两岸三地之间,以自己的视角见证了风云变幻,靠他的笔融入了跌宕风雨之中,成就了他人生的华彩。正因如此,他才被海峡两岸看重,成为了那个时代香港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。

金庸先生最后一篇武侠短篇《越女剑》的主角是范蠡,以真实历史人物而做主角,在他的武侠小说中并不多见。熟悉金庸先生的人知道,范蠡是先生一生中最佩服的历史人物,虽然先生一生把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电影娱乐结合,创造出举世无双的想象世界,且把一家华文传媒办成了现代企业,但他终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,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那样传统的“家国情怀”。

1993年后,先生激流勇退,亲手卸载了自己的影响力,像范蠡一样如一只云间鹤,周游列国、教书、静修、游山玩水、研经、享受人生,甚至连内地的IT高峰会,他也列席来当主持人,指点网络时代江山。曾有记者问他为何会如此活跃,先生笑答:“有句话是说,隐士你隐在哪里?终南山。为什么隐在终南山?因为终南山离长安近,说明你心不忘朝。”

今夜,我们将摘录《金庸传》中关于先生作为“报人”的部分,以此纪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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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学生时代起,查良镛就很喜欢《大公报》。

1947年上海《大公报》面向全国招聘三名电讯翻译,他凭着自己的中英文基础,第一个被录用。

10月底,查良镛迈进了《大公报》的大门,从此他的生命和报纸再也分不开了。

查良镛在上海《大公报》是上夜班,不影响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学业,而且可以在《时与潮》兼职。他曾对友人说起在《大公报》工作的情形:

“《大公报》的要求高得多,有些稿子付印以前,常要几个编辑过目,经过仔细推敲,方才定稿。报馆明确规定:稿子有误,编辑负责;排印印错,唯校对是问。职责分明,赏罚有则。写错印错都要按字数扣薪的。如果超过一定字数,那就要除名解职了。”

尽管工作压力大,要求严格,但《大公报》有富有人情味的一面。“晚上的夜餐倒是报馆免费供应的,说起来,多是吃稀饭,可配稀饭的,不是香肠、叉烧,就是酱鸡、烤鸭,或者火腿炒鸡蛋、油炸花生米,自然也有酱菜。晚班工作完毕,街上没车了,报馆会派车子把所有的编辑一个个送回家去。”

更吸引他的还是《大公报》的那种精神气质,“《大公报》还有一点蛮有意思的,它上自总编,下至工人,全报馆的工作人员对外一律自称为‘记者’,就是报馆的负责人王芸生也不例外”。

1946年秋,查良镛进入上海《大公报》任国际电讯翻译。


1946年秋,查良镛进入上海《大公报》任国际电讯翻译。


1947年底,查良镛进入《大公报》两个月后,《大公报》的主事者胡政之面对国共战场上的激烈厮杀,感到前途迷茫,在两极对峙的夹缝中,坚持中道而行的《大公报》生存空间越来越窄了。

为保存事业,胡政之把目光再次投向香港。而查良镛作为电讯翻译,也随着骨干一同奔赴香港。

本来查良镛只想待上个半年,因为临行前,他给海宁的父亲和杭州的女友各写了一信,征询意见。父亲的回信是:“男儿志在四方,港馆初创,正阅历之机会。”女友的回信说:“既然报馆中有这些不得已情形,如果你去一个短时期,我答应的。假使时间很长,我不肯!”

谁知道这一去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。

香港的面积不过上海的1/5,此时人口已达180万,“地少人多,竞争激烈”。那时,香港真正繁华的马路只有两条——德辅道和英皇道。查良镛就像从大城市突然来到一个小地方,甚至有到了乡下的感觉。

但他很快就喜欢上了香港,香港人坦诚直爽、重视信用、说话算数,他对他们产生了好感,觉得香港的人际关系比上海好。而且,“生活安定,毫无涨价威胁”,“可以学会广东话,广东文字。可以坐二毫子的双层电车。在街上没有被汽车撞死的危险。出门买东西不必背皮包装钞票……”

到港一个星期,他给《大公园地》写了一篇《来港前后》,介绍这里的情况。港版初创,条件艰苦,一切简陋,办公室一小间,只有上海报馆的资料室那么大,白天经理部用,晚上编辑部用,“地方狭小,连办公桌也摆不下”。晚上他译稿时还要迁移两次,因为午夜十二点吃稀饭,几碟榨菜、咸蛋总要有一个地方摆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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