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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信任危机 中国“官方”慈善组织如何跳出塔西佗陷阱?

发布时间:2019-06-23 | 发布者: 东东工作室 | 浏览次数:

编者按:者郭美美事件”美美事件红十字会的公信力损伤两年后仍未消退,成立仅半年的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,又不断被扯入被质疑风波。对外姿态和内部管理已发生不少变化的中国红会,为何仍然无法恢复公信力?在《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》发布一周年之即,人民网推出“十字会的公信力损伤两年后仍未消退,成立仅半年的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,又不断被扯入被质疑风波。对外姿态和内部管理已发生不少变化的中国红会,为何仍然无法恢复公信力?在《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》发布一周年

本文标题中的“塔西佗陷阱”一词,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,它的含义是,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,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,做好事还是坏事,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、做坏事。

耗用巨资的“宋庆龄雕像”先建后拆一事,使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(以下简称河南宋基会)成为继中国红十字会之后另一个丑闻缠身的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。对分支遍布全国的庞大组织而言,出现问题并不意外。现在更困扰它们的是:如何应对?

记者围绕“红会该如何借鉴其他慈善组织的经验度过信任危机”一题采访慈善组织时,一些组织避谈红会,甚至因为话题敏感而婉拒采访。除了不愿成为“出头鸟”,他们也在担忧被与红会所代表的“官方慈善组织”这一印象联系起来。

在很多人心目中,当“官方”与“慈善”联系在一起,联想到的就是不透明、低效率、可能的腐败等等。对于慈善组织来说,官方背景已经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芋。与中国红十字会齐名的中华慈善总会,在给记者的回复中也强调,自己“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纯民间社会组织”。

官方背景是个优势,还是个劣势?

但在普通人眼中,何为“官方”并不容易定义。是否指决策层中有政府现职人员,或退职人员?是否指工作人员是公务员待遇,或事业编制?是否指有国家财政拨款,或其他经费支持?是否指在各地政府机构如民政部门有常设对口单位?或还有其他的定义?

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洪大用在《NGO扶贫行为研究》调查报告中,指出“机构的国家编制”、“机构的目标定位”、“机关的行为方式”等等,会形成群众眼中的“官方”这种角色定位。而这种角色定位,又会进一步导致慈善组织自身“效率低下、管理粗放、瞄不准目标人群、难以创造品牌与特色、过高的情绪化期望”等问题。

中华慈善总会在给记者的回复中说:“官方曾指定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华慈善总会可以接收社会捐赠,但以后随着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发育成熟,被明确具有接收救灾社会捐赠资质的社会组织逐渐增加,以后可能还会增加,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发展过程,而不能简单概括为具不具备政府优势。”

这里的“政府优势”,正是很多民间慈善组织诟病的对象。具备政府优势的公办慈善组织,从一开始就不与民间组织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。但随着时间推移,“政府优势”也可能变为“政府劣势”,正如很多人在中国红十字会身上所看到的那样。

中华慈善总会表示:“从创建之初,总会就坚持民间性的大方向,一无一分钱的财政拨款,二无一个行政事业编制,三无一个在职公务员。”并强调,总会与民政部之间没有政社不分的关系,也“无权对其他社会组织实施行业管理和行业服务”。

是否“官方”取决于行为方式和角色定位

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陶鸣认为,对公益组织来说,无论有无官方背景,最关键是要搭建好捐赠人和受助人之间的桥梁。“如果面对捐赠人,自以为是,以一种俯视的态度去看待,那么你的形象就不会高大,捐赠人也会渐渐离你而去。公益组织实际上就是一个开放的、公平的、透明的爱心平台和桥梁,而不是衙门。如果面对受助人,以一种施舍的心态对待受助者,那么这种行为就会缺乏对人的基本尊重,社会也看不惯。”

以最常见的地方接待为例。“像思源工程基金会到地方开展活动,地方可能会问我们的级别,我们都告诉他们,就是普通的工作人员。就我而言,对内是副秘书长,主管日常工作。但你到地方去,别人会想:基金会理事长是副国级,那副秘书长该是什么级别呢?答案只有一个,我什么级别都不是,就是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、一名普通的公益慈善工作者。”

最早一批从“官办”向“民间”转型中的中国扶贫基金会,在这些方面也有很多现成的经验:将人事权和财务权独立、明确内部权力和职责范围、除核心管理层以外的人都是“定岗不定人”、实行专业的财务预算管理和项目管理机制等等。基本思路是从官僚式管理,转向现代企业式的管理。

完成上述管理体制改革之后,中国扶贫基金会时任秘书长何道峰曾经在2007年的全体员工大会上说:“同志们,1999年前的事情你最好不要去辩解,实事求是,泰然面对。从2000年开始,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财务是完全规范的、透明的,你可以跟任何人讲,你要是查出问题,我们请你吃饭。”

转变方向:专业化管理与民主决策

2012年红十字会遭遇信任危机之后,民政部曾下发一个文件,对慈善组织的管理做出了上千条明确的规范。担任民政部评估专家的陶鸣说,如果能做到全部这些规范,组织管理的专业性基本不会有太大问题。由于熟悉规范这一近水楼台之便,他也直接按照规范要求进行对思源工程基金会的日常管理。

这是否意味着,在组织内有一位民政部的专家,或熟悉慈善、熟悉财务的专业人士,非常重要?“有这样的人员作为基金会骨干,的的确确是很重要的,但不能起到绝对的作用。重要的还是公益组织的内部环境——你是不是一个民主的团体。一言堂的话,身为一个专家有什么用呢?在民主的环境里,大家会把各自的意见表述出来,最后共同分析,形成统一的意向,这么做的话,工作就不会走向极端,这对于公益组织的发展很重要。”陶鸣说。

陶鸣说,以他的经验来看,在跟捐助企业的沟通中,这个公益组织自身是否是“潜力股”,会大大影响企业的合作意愿。“他们愿意跟一个有发展潜力的公益组织合作,并且这个潜力股一定要是公开、公正、透明、高效。在合作中他们能够感受到,潜力股在未来一定是会增值的。”

如何定义“潜力股”式的公益组织?在四川雅安地震首日募捐中拔得头筹的壹基金,就被许多民众和企业视为一个典型。陶鸣认为,壹基金有一些特殊之处,比如由演艺明星创立,具有名人效应等等,但它的优势在于“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强强联合”,能够对社会进行引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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