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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年记录百余“慰安妇”的志愿者:有的老太太太苦了

发布时间:2019-07-29 | 发布者: 东东工作室 | 浏览次数:

  37年间,山西的乡村教师张双兵,一共发现了133名“慰安妇”幸存者,他被人们称为“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”。而这133位“慰安妇”幸存者,绝大部分都已经谢世,“现在在世的老人只有4位了”。

  今年66岁的张双兵,同样满头银发,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,他用人生最宝贵的30多年去做“慰安妇”幸存者的调查记录,张双兵说:“对做这件事的意义,我说不好,也说不来,但是我觉得做得值得。”

张双兵

张双兵

  曾经,在山村小学当老师的张双兵除了当一名“优秀教师”的理想外,还有一个文学家的梦想。为了他的文学梦,他曾在孟县西部地区创办了乌河文学社,与许多志同道合的青年一起研究文学。

  但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秋天,一位在谷地里捡谷穗的老妇人,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。

  “如果没有去做详细的调查,只知道她们是慰安妇、性奴隶而已,有谁会知道,她们在战争中有过死里逃生的劫难。而且在此之后,她们的身体和心理上都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伤疤。”张双兵说。

  有的老太太实在太苦了

  张双兵家住山西省盂县西潘乡羊泉村,一个离县城40多公里的偏远山村。1982年,他遇见了侯冬娥,“那是深秋,我在隔壁高庄村小学教书,有一天下午看到一个老人跪在地里收谷子”。

  出于同情,也出于好奇,张双兵想知道侯冬娥的故事。但一次又一次,他来到老人家中采访,老人却始终没有说。“你的心我明白,可我不能说。”侯冬娥这样对张双宾说。

  直到10年后的1992年,张双兵在报纸上看到一篇中国劳工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报道。报道中说,中国受害者包括劳工和“慰安妇”,都可以向日索赔。

  “她刚一开口就嚎啕大哭,哭了快一个小时,我也跟着哭。一天之后,她才真正说出埋在心底几十年的话。”

侯冬娥的申诉书

侯冬娥的申诉书

  广州日报:我们看到前几年,特别是有关“慰安妇”幸存者的电影公映,许多人关注到“慰安妇”幸存者,近来关注是否更多了?你一共调查到多少位“慰安妇”幸存者?

  张双兵:近两年关注好像不太多了。在电影拍完的时候,那时我找到了127位幸存者,近几年,又增加了六位。有的老太太太苦了,都是她来找到我,将她的身世向我诉说。近些年的幸存者都不是我主动去找了,而是她本人或她的家属找过来。目前我一共调查到了133位“慰安妇”幸存者,如今在世的只有4位了。

侯冬娥的申诉书

侯冬娥的申诉书

  多次诉讼,均被“驳回”

  1992年8月7日,张双兵将7个中国“慰安妇”的控诉书递到了日本驻华大使馆,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。控诉书却石沉大海。

  在相关民间团体的帮助下,1995年,他组织5名受害者将日本政府推上被告席。1996年,第二批2名受害者起诉。1998年,第三批10名受害者起诉。张双兵陪同她们远渡重洋,走上日本法庭。

  然而,在2007年,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,驳回中国“慰安妇”的诉讼请求。理由是:一,诉讼时效已经过期;二,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。

张双兵旧照

张双兵旧照

  广州日报:这些“慰安妇”幸存者的家属是不是一开始反对你的调查?

  张双兵:是有这种情况。但这个情况并不是刚开始的时候才有,现在也有,什么时候都有。

  有时家属会情绪比较激动,就是反对把她妈妈的名字、肖像播放出去,特别是在电视台播出了之后,有些子女就找过来和我说这个事情。但找过来的都是子女,老人一个都没有。

  他们过来就是责问:“为什么?为什么?为什么?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?”

  我就说,我们当初的想法是好的,还曾经到日本要求赔偿打官司。大家都是为了向日本政府索赔,让日本政府赔礼道歉,我们的初衷是一样的。

  广州日报:我们当时要求的赔偿多少?

  张双兵:在1992年的时候,我们做过起诉书,向日本政府索赔的金额是12万美元,如果是现在的话,情况可能又不一样了,但是现在太难了。

张双兵前往日本诉讼时的旧照。

张双兵前往日本诉讼时的旧照。

  证据:村里人都知道

  此后,从侯冬娥的口中,张双兵获得了一连串名字——陈林桃、李秀梅、张小妮、张二妮……

  作为小学教师,张双兵只能利用周末和节假日时间来作调查。“一开始是骑自行车寻访,最远的时候曾经骑车30多公里。”

  1998年,为了方便调查工作,张双兵花了好几个月工资买了一辆摩托车。“我的收入和时间很大一部分都投入其中,家人一开始不理解,学校觉得我‘不务正业’,社会上也有反对的压力。”

张双兵和老人们在一起。

张双兵和老人们在一起。

  广州日报:是从什么时候开始,这些老人或老人的家属去主动找到你诉说自己的身世的?

  张双兵: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有。我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调查,到了1992年的时候,才正式公开。那个时候有一位老人叫万爱花,她就是主动来告诉我的。

  当时,我给万爱花写了一封信,我是这样写的:我听说,你被日本侵略军强暴过,如果有这样的情况,你愿意说,我就过去找你,如果你不愿意说,我这句话就当没有说过。

  她接到了这封信之后,马上就从太原到我们这个山沟沟来找我了。从那时开始,每年都会有类似的情况。

  广州日报:这些老人来找你,或者你找到的这些老人,是否需要一些证据提供给你,或提供给日本的法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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