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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读提示：一件文物的成功回归，其实也是多渠道配合的结果，与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，都是分不开的。而就目前来看，面对非正常手段流失的文物，回流主要包括三种形式，即回购、捐赠与追索。

作者｜孔冰欣

　　文物被赋予宏大涵义的那一刻，是历史在施展魔法，为人力介入从而孕育的结晶，渲染远超其物理价值的神秘光晕——这需要数百、数千、数万年；但那些巧取豪夺、偷天换日的手段，却可能只发生在短短的一瞬间。而一旦国家宝藏落于他人之手，便无异于漂泊在外的游子，其漫漫归乡路，往往历经坎坷，乃至举步维艰。

　　抢救流失文物，刻不容缓。建国后，周恩来曾专门成立“抢购文物小组”，通过合适的中间人疏通信息，不惜代价“拿下”贵重文物。“文革”前，故宫得到的捐赠蔚为可观，自身也做了大量征集工作，且尽力收购珍品，免遗珠之憾；改革开放以后，则晓之以情、动之以理，积极说服藏家卖出，盖独乐不如众乐矣。

　　1989年，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公约，与21个国家签署了相关政府间文件，旨在追回非法出口文物；2002年起，财政部设立了“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”；2003年，启动国宝工程，继续为抢救流失文物、保护文化遗产奔走；近年来，我国更逐步探索、建立综合使用外交斡旋、协商谈判、执法合作、司法诉讼等方式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体系……让我们庆幸的是，通过种种努力，“文物还乡”的佳音时有耳闻，堪以告慰。黯然销魂，莫过别离，客途霜冷，幽愁暗恨；岂知春风吹度，终得重临故土——“新回家时代”有日益强大的后盾作依托，相信更多文物再次感受到母国怀抱的温暖，或指日可待。

　　今次意大利返还中国文物，正是“一带一路”上又一个良好的开端。当然，一件文物的成功回归，其实也是多渠道配合的结果，与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，都是分不开的。而就目前来看，面对非正常手段流失的文物，回流主要包括三种形式，即回购、捐赠与追索。

回购：常见文物回流手段，天价、辨伪是考验

　　关于回购的第一个故事，须从乾隆说起。

　　在其收藏的历代书法作品中，有三件系帝特所钟爱之：王羲之写的《快雪时晴帖》、王献之写的《中秋帖》、王珣写的《伯远帖》。为随时欣赏晋人三帖，乾隆命人在养心殿西暖阁辟出一间小屋，赐名“三希堂”，将三帖妥帖放置，故曰“三希帖”。

　　1924年，著名古瓷学家郭葆昌得知，爱新觉罗家的不肖子孙溥仪将《中秋帖》《伯远帖》带出宫，抵押在日本银行。唯恐传世名帖到期未赎，失落东岸，郭葆昌花重金赎回“二希”。1951年，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、缅甸，途经香港做短暂逗留时，意外得知流失的“二希”竟滞留此地。原来，二帖被郭葆昌的儿子郭昭俊押给一位印度人，印度人又将之转押英国设在香港的汇丰银行，赎期限定在1951年底。郑振铎忙向中央报告，望政府能出资购买；与此同时，张公子伯驹也一直关注着二帖的去向，上书周恩来力陈赎买之事十万火急。周当机立断，批示“确定真伪后，两件国宝可以重金购回”。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、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上海文管会主任徐森玉等人亲往鉴宝，明确真迹无疑。两件稀世国宝，遂以35万元的天价，回归故宫。

　　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文物回购多了一重路径——拍卖市场竞拍。1995年秋的某一天，北京一个容纳800人的拍卖大厅座无虚席，连走廊过道也挤满了人。临近9点，拍卖开始，现场鸦雀无声，紧张的气氛，源自拍品——张先的《十咏图》；此时，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代表故宫，就坐在竞拍席上。待拍卖师宣布起拍价，现场竞争之激烈立显无遗，故宫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，坚持务必让《十咏图》回老家。最后，拍卖会场出现感人一幕，参加竞拍的代表有人喊起来：别争了，把画留给故宫吧！就这样，故宫斥资1800万，如愿以偿。

　　事实上，凡珍贵文物“出山”，故宫始终活跃前台。除大手笔收下《十咏图》，还分别以400多万元购石涛《高呼与可图卷》，600多万元购沈周《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》……2003年4月，故宫得知嘉德公司将拍卖隋人书《出师颂》的消息后，立即与该公司进行接洽。7月8日，北京市文物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，指定“故宫博物院为《出师颂》的优先购买单位”。故宫动用本院文物征集专项资金2200万元予以收购——这个数字，也破了“宫里”的纪录。至8月24日，“铭心绝品——两晋隋唐书法名迹展”在保和殿西府开展，《出师颂》被置于显著位置，同时展出的，还有《中秋帖》、《伯远帖》、西晋陆机《平复帖》、唐冯承素摹《兰亭序》。据故宫书画专家单国强介绍，搬出另外4件墨宝的重要目的，亦是为了验证《出师颂》的“是非”。

　　就在《出师颂》回到国人视野的一年前，中贸圣佳拍卖公司从日本征集回米芾代表作《研山铭》，国家文物局启用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资金，以定向拍卖的形式用2999万元人民币购得——这也是专项经费设立后，回购的首件珍贵文物，具里程碑意义。如今，《研山铭》和《出师颂》一样，栖息“宫内”，静候后世或惊艳、或质疑的目光。

　　“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款，每年5000万元左右，好钢一定要用在刀刃上；注意辨析真伪、科学评估、明察暗访、有所侧重……而且，这笔资金，不当花在早年被侵略者带出国门的文物上。”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彭卿云强调，“我的东西被偷走了、抢走了，如果拿钱再买回来，岂不是等于承认对方偷得对，抢得对？”

　　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，尘封的历史晦涩复杂，文物离散之苦，尤以皿方罍“器身”和“器盖”一度天各一方的故事，最为曲折。皿方罍堪称中国晚商青铜器鼎盛时期的“方罍之王”，1922年出土于湖南省桃源县漆家河，多次辗转，罍身与盖分离。1952年，器盖被交给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“妥为保存”；1956年，湖南省文管会与省博物馆合并，器盖移交湖南省博物馆。“我第一次亲眼见到皿方罍器身，是在1993年6月下旬，日本收藏家新田栋一的家中，”原湖南省博物馆馆长熊传薪回忆，“两方都希望身盖合一，收归己用，新田栋一甚至列了非常实惠的条件。后来，没谈成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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