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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昌平:从贫困的原因看中国未来政治的走向

发布时间:2020-07-14 | 发布者: 东东工作室 | 浏览次数:

  地方: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

  主讲嘉宾:李昌平

  主题:从贫困的原因看中国未来政治的方向

  主办机构: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

  主持人:各位读者,各位朋友,今天我们请来了李昌平先生给我们做演讲。李昌平先生我就不用多介绍了,给朱镕基总理上书:“农民真苦、农村真穷、农业真危险”,引起我们国家的高层领导对“三农”问题的关注,由此,李昌平先生成为一个很著名的“三农”问题专家。在李昌平先生演讲之前,我们以中山图书馆的名义,献给李昌平先生两句话——表示我们对他的政治荣誉和政治勇气的钦佩!

  这是取自《尚书》的两个句子:“天听自我民听,天视自我民视”,谢谢!

  李昌平:非常感谢中山图书馆,还有社科联、《南方都市报》、《中国改革》杂志给我这样一个学习、交流的机会。我在讲之前,说一些题外的话:第一,我跟前面那么多教授比起来,我是一个实践工作者,所以我没有多少理论、也没有多少知识,我所要告诉大家的是我曾经生活的感受,可能会使很多人失望;第二个,我要讲的是主要与贫困有关系,或者说我讲的角度主要是从穷人的角度,或者是比较落后地区的角度看问题,在广东这个地方尤其是富人容易产生一些误会,我之所以这样声明一点,说是站在穷人的角度讲问题,我觉得每一个群体都应该有发言的人,他能够公开的说我能够站在某人的,某个群体的角度讲问题,那是正常的,如果有人说我是代表所有人的,那是骗人的,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。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:从贫困的角度看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。

  首先我讲两个小故事,是我在西南、西北这些地方扶贫过程中见到的两个小故事。第一个故事是,我在贵州,那儿有一个乡,人均的纯收入是700块钱以下,但是那个乡有煤矿、锡矿、铅矿,开矿的人是四川、云南的老板,有这么多的矿源源不断的拉出去,但是每年给这个乡的税收不到50万块钱,但是来来往往要修路,每年用于维修公路的费用不少于150万,矿藏开采了,资源没有了,环境也被破坏了。在那个地方开矿是没有保护的,一个男人在矿上干一天8块钱,只能干3个月,但是很多人还是在干,从这个矿上跑到那个矿上去干。问他们知不知道有毒,他们说知道,但是那个地方的人告诉你,宁可累死,也不能饿死,那个环境的人没有太多的选择。我讲的第二个故事就是,在云南的一个贫困县,那个地方的原始森林是90年代以来砍的,砍过的树是国家的,没有任何补偿的,没有了树,以前那里人们靠游牧生活变成了靠农耕生活,出现了很多梯田,由于他们处于上游,现在要封山育林,中央要退耕还林,这是个什么政策呢?就是一人一年300斤粮食,梯田要种上树。我不知道5年以后,8年以后那个地方的人怎么活?身临其境的时候,你就会感觉,比如说,在北京的时候,说我们要保护动物的权利,但是你面临那个环境的时候,那么多人的时候,你想他们会怎么样?我辛辛苦苦造了那么多梯田,你一句话,就没有了,这种情况下讲扶贫都觉得是假情假义,面对那些人的时候,感觉非常的羞愧。贵州的边界地区,如果按人均的GDP来计算的话,那个乡里面的GDP已经超过1万,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,但是他们的人均收入不到700块钱,那是什么GDP呢?垃圾GDP!整个经济的发展与当地的老百姓没有相关性,相反的环境被破坏了,资源没有了,身体受到了破坏,水土也流失了,那个地方的资源转变成了我们极少数人的资本,所以发展与穷人没有关系,创造的GDP与99%的人没有关系,或者说有害。所以我们看发展的时候,不看到那些人的存在,就是很血腥的。所以我们在北京的时候,往往谈贫困,说贫困就是穷人素质低、愚昧、肮脏、懒惰、喝酒等等,往往是一些理由,可是当你在贫困地区走,你会发现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,所以我通过很长时间的思考,我发现贫困与制度有关,与我们制度设计的不合理有关系。

  下面我就讲讲制度与贫困的关系,我说的第一个制度是产权制度。国家有一句话,说资源是国家的,就是说你那个地方的人,与你那个地方的资源没有关系。那国家是谁的?国有是谁有呢?所有权的审批、开发矿产资源的人,他们就是国家,谁有权力开发那些矿产资源呢?他们认为谁有权就是谁,那与当地的老百姓,与我们全国的老百姓,既然资源是国有的,与当地的人有什么关系?基本上没有关系!也许有人会说,税收你可以分享啊!拉了十车,收了你一车的税,可能白天拉了是征税的,晚上呢?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,我一直纳闷,白天人这么少,到了晚上就开始热闹了。原来晚上拉矿是不收税的。税收征多少,也是极少数人说了算,跟99%的人没有关系,即使缴了税,这99%的人如何去分享这些税收呢?他们没有办法去分享。所以我们所说的产权是国有的,国有的就是极少数个人的,所以显然这种产权制度设计是不合理的。本来是属于穷人自己的产权,为什么打着国有的名义去侵占?并且还是制度规定的,比方说,电站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,产权属于谁呢?——国家电力总公司;电话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,产权是谁的呢?——电信总公司;学校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,产权是谁的呢?——所有的学校、老师都由政府统管,与农民没有关系;很多地方的公路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,损坏了还要农民去修,收费谁收呢?——国家收;农民集资修建起来的桥梁、办的很多工厂,到了今天,产权是谁的呢?与农民没有关系。那么既然农民投资了,为什么生意这么好,电力总公司的人,一个月的工资可以拿几千,几万,为什么农民不能分享产权的收益呢?白搭了,所以农民当然穷。再比方说,我们到了80年代后期的时候,有很多农民办起了加工厂,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、几百万,到了90年代,这些加工厂不许农民经营了,由国家专营,农民辛辛苦苦办起来的工厂就“哗啦哗啦”地跨下去了,一跨下去就是几十万、几百万的损失,谁来赔呢?谁也不赔!80年代后期,供销社垮台了,化肥、农药等等都是我们农民自己经营,到了90年代,北京一嘀咕,说供销社要重新专营,农民办起来的相关企业跨了下去,他向银行贷款了,他要还钱,这个责任由谁来负?不知道去年中央电视台的《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》大家有没有看,其中有一个村的书记,为了还村里面办企业的债,累死了自己的儿子。产权制度的设立,就规定了农民必然比其他的群体要贫困。

 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制度,财政制度。农村在变,变化是哪儿来的?是农民自己投资的;城市在变,变化是从哪儿来的?是国家投资的!农村的学校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,老师的工资是由农民开的,而城市的学校是国家建的,老师的工资是财政发的;农村的公路,农村的电力,基本建设都是农民自己投资建起来的,而城市的基础设施基本上都是国家投资的,既然都是国家的公民,为什么农民、农村的公共设施、公共服务需要农民自己来投资呢?并且产权还不属于他们!我们说中国的财政并不是全民的财政,只是少数人的财政!

  (鼓掌)

  其实,在农村,农民真的很苦。有一个村,海拔3000米,农民要办电怎么办?一根电缆要抬到半山腰,就要台两天,电是这样办起来的。要办电,不知道累死了多少马,还死了人,并且工钱是一分钱也没有给过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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